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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页 :基本信息

书名:丁玲传

出版社:中国大百科全书

作者:李向东 王增如

作者简介:

李向东、王增如多年致力于丁玲研究,曾出版《丁玲年谱长编》《丁陈**集团冤案始末》《丁玲办〈中国〉》等著作。王增如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,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,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。

内容简介:

本书分10 章101 节,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。书中引用了大量书信、文件、讲话等第一手资料,生动记述了丁玲以“飞蛾扑火”般的执著追求理想,虽历尽坎坷大起大落,但矢志不移。

本书披露了很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,深入探索了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,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丁玲的总结性著作,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书摘正文:

上海大学

初见瞿秋白是在南京。1923年8月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施存统带河北涿鹿天气预报他来看冰之和剑虹。施存统的爱人王一知,是她们的同学、好友。

秋白“瘦长个儿,戴一副散光眼镜,说一口南方官话”,话不多,很机警,冰之和剑虹立刻断定,“他是一个出色的***员”。第二次来,秋白的话多了,讲苏联故事如同“熟练的厨师剥笋”,当他知道她们喜欢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品时更加高兴,他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,两人的成绩最优,商务印书馆的《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》就是他们合译的。“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,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,于是故事便更有声有色了。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,有趣的,或是恋爱的。这都是人们所最爱听的。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…………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”。瞿秋白凭借丰厚的俄国文学素养,让两个深爱俄国小说的女孩子为之着迷,她们紧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。

秋白很有兴趣地听这两个女孩子讲“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”和“不切实际的幻想”,建议她们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,说那是一个正规的学校,“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,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,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”,并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,自由选择。施存统也加入动员,她们同意了,秋天进入上海大学,但只能在中文系做旁听生,冰之在一年级,剑虹在二年级。丁玲后来戏称:“河北涿鹿天气预报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差不多一年,还是走后门进去的。”

第2页 :上海大学

上海大学地处闸北青云路,前身是私立东南师范学校,于右任1922年10月出任校长后改名上海大学,但他只是挂名校长,***1923年4月介绍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,管理全校行政事务,后又介绍瞿秋白到校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,这个系完全掌握在**手里。施蛰存说,施存统虽然只是教授,但因为发表了一篇《非孝》,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,所以丁玲最初“崇拜的是施存统”,“到了1924年,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”。冰之在周南就读过《非孝》,而瞿秋白,她们仅仅“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”。

茅盾说,上海大学“是党办的第二个学校”,校舍比较简陋,“它没有校门,不挂招牌,自然没有什么大礼堂了。把并排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拆掉,两间成为一间,算是最大的讲堂”,师生关系**,学习风气活泼,“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革命人才,在中国的革命中有过卓越的贡献”。

冰之发现,这里的确比较正规,教员不大缺课,同学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。她迷恋上沈雁冰讲授的希腊神话,从《奥德赛》、《伊利阿特》这些远古的、异族的离奇美丽故事中产生许多幻想,并去翻阅欧洲的历史地理,剑虹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。但“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。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”,他不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,聊天的话题是文艺复兴、唐宋元明和普希金的诗,他既懂艺术又懂人生,很快就超过施存统,征服了两个女孩子的心。

冰之和剑虹看不惯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学生,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、张琴秋、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等,男同学中戴望舒、施蛰存、孔令境对她们很好,但来往不多,丁玲后来回忆说:“我们则有些傲气。”表现之一,是演戏时女同学都争抢主要角色,她们却去演两个谁也不愿演的丫鬟,“我还有几句台词,剑虹只是在台上站一会,走几步”。人之高低贵*不在舞台上的角色,不屑与俗人争抢才显出清高孤傲。

还有一个更鲜明的“脱俗”例子,冰之和剑虹“买三元五角一张的包厢票”,“坐在最好的座位上”,“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团锦簇、珠光宝气、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、姨太太们中间”,“穿着阴丹士林布的罩衫”,“满不在乎地”欣赏正处盛年的梅兰芳演出的《洛神》、《游园惊梦》和《霸王别姬》。

施蛰存在50多年后不仅写了《丁玲的“傲气”》,而且两次作诗怀念上海大学的情景。1979年6月听到丁玲复出消息,他写了《怀丁玲诗四首》,其中一首为:“滔滔不竭瞿秋白,讷讷难言田寿昌。六月青云同侍讲,当时背影未曾忘。”上课时后排的男生坐好,女生才低着头鱼贯而入坐在前排,男同学只能望其项背。田寿昌即田汉,丁玲在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里也说过:“田汉是讲西洋诗的 ,讲惠特曼、渥兹华斯,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,但讲课却不太内行。”1989年施蛰存又在《浮生杂咏》组诗第36节写道:“冰之落落难谐俗,骨重神寒志不降。晚岁自知多傲气,故人犹幸许同窗。”诗后附文称:“丁玲晚年为文自叙,谓平生有傲气。此言不虚。在上海大学时,亦可见其落落寡合,不假言笑。”丁玲1982年将新作寄赠施蛰存,扉页上写着“施蛰存同学指正”。

冬天来了,秋白和剑虹悄悄堕入情网,但谁都不肯先开口。冰之注意到剑虹的变化,却不知她内心的秘密,而她们之间本来没有秘密,冰之为此不快。一天,她发现了剑虹藏在垫被底下的情诗,懂得了剑虹的心思和苦恼,便跑去拿给秋白。秋白异常欣喜激动。

1924年1月初,秋白和剑虹结婚了。寒假里学校搬到慕尔鸣路,他们也换到学校附近的一幢房子,秋白一家、他的弟弟云白、施存统家以及冰之都住在一起。冰之每月按学校的标准,交给当家的瞿云白10元膳宿费。秋白和剑虹写了一本又一本情诗,爱情带给秋白动力与激情,“他西装笔挺,一身整洁,精神抖擞”,白天在外忙了一整天,夜间还能翻译一万字文稿,稿纸上“一行行端端正正、秀秀气气的字,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”。秋白和剑虹深怕冷落了冰之,常到她的小屋来坐坐,并把云白送他们的一只取暖煤油炉拿给她用。冰之虽然也随着他们吹吹箫,唱几句昆曲,“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”,她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点意见,“他和王剑虹都钻到旧诗里去,一天到晚圈圈点点,写旧诗酬答,我认为这样不好”。她成就了剑虹的婚姻,却一点点失去了剑虹,她们无形地疏远着,有一点儿貌合神离,剑虹只属于秋白了。在《韦护》中,韦护(瞿秋白)歉疚地对珊珊(冰之)说过一句:“我怕你不高兴我抢走了你的朋友。”

1980年初,丁玲写出一生中最精彩的怀人之作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》,并加了一个副标题“回忆与随想”,对50多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。76岁的老太太,以19岁少女的情愫与敏感,细细回味着当年三人之间那种难以言清的微妙关系,1924年上海的慕尔鸣路永远铭刻在她心上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此后丁玲再无那样精彩的文字了。

丁玲描写在寒冷的夜晚,三个人在她的小屋中围坐在煤油炉旁,“炉盖上有一圈小孔,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,像一朵花的光圈,闪映在天花板上。他们来的时候,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,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,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”。就在这美的气氛里,听秋白侃侃而谈。冰之对他谈话的内容与见解虽然不能完全理解,但充满兴趣,秋白引领着她们往前走。冰之曾经问他,自己将来究竟做什么好,现在又如何做起,这是她最困惑的问题。秋白希望她和剑虹都走文学的路,并鼓励她“按你喜欢的去学,去干,飞得越高越好,越远越好”。秋白后来又曾说过:“冰之是飞蛾扑火,非死不止。”极为精辟准确地预见了她的一生。

丁玲后来又说过:“我问过瞿秋白同志,我参加党,你的意见怎么样呢?如果瞿秋白是一个普通党员,他一定会说,那很好嘛。但瞿秋白不是那样,他有他的看法,有他对我的理解,有他对社会的理解,所以他当时说:‘你嘛,飞得越高越好,飞得越远越好。’这话正中我的下怀,所以我就没有飞进党,我飞开了。”“我觉得***是好的。但有一件东西,我不想要,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。那时候我常想,我好比孙悟空,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。”依此说,那时丁玲曾有过入党想法,这很可能因为她崇拜的施存统、瞿秋白以及向警予都是***员,由此对**产生好感。

夏天,从法国回来的向警予找她谈了一次话,那时向警予已经是**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,很忙。九姨很委婉,实际是批评她,“但在整个谈话中,却一句也没有触及我的缺点或为某些人所看不惯的地方。她只是说:‘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,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毅力的妇女。她非常困苦,她为环境所囿,不容易有大的作为,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。’”冰之自然懂得九姨的意思,她最怕的就是一事无成愧对母亲,而今她的成功又在哪里?冰之静下心来,回想这两三年的闯荡,究竟得到了什么?剑虹得到了秋白,有了归宿,自己真的是两手空空。她对上海大学的教学也不满意,后来在《韦护》中借毓芳之口评价几个老师说:“他们一股脑儿看了几本书?文学,你们去打听一下吧,什么人都在那里做起教授来了,问他们自己可配?除了翻译一点小说,写几句长短新诗,发点名士潦倒牢骚,可有一点思想在那里?”又借珊珊之心抒发自己的感觉:“这位教授讲一点翻译的小说下课了,那位教授来讲一点流行的白话诗,第三位教授又来命他们去翻一点不易懂的易经和尚书。到底这有什么用?她本来对文学很感到趣味,谁知经先生这么一教,倒反怀疑了。”冰之忽然有了一种警醒,悄悄计划着新的生活,北京的老同学来信说那里思想好,补习学校的校长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人,她决定离开“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”的王剑虹,去北京读书。

暑假回湘前,她把这个打算讲给秋白和剑虹,并说暑假过后就直接去北京,实际是向他们辞行。秋白和剑虹感觉突然,却找不出反对的理由,虽然表示同意,却都沉默了。亲密的友谊,愉快的交往,就这样一下子结束了吗?他们难以接受!冰之走的那晚,他们没有去送,“连房门也不出,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”,他们以这种方式表示着不满。只有云白送她上船,提了一篓水果。此时已是深夜,丁玲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情: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漂漾,我的心也随风流荡: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…………”

冰之住在母亲学校里,依然免不了思念剑虹,不久收到剑虹的信,说她病了。秋白附了一段话:你走了,我们都非常难受。我竟哭了,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。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。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,一切幸福。秋白的不祥之兆让冰之诧异。又过了半月,她收到剑虹堂妹的电报:“虹姊病危盼速来沪”。

母亲爱怜剑虹,赶紧筹措路费,冰之匆匆赶回上海,剑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里,秋白却不在,去广州开会了。他不仅是丈夫,还是**高级领导人,不仅有家庭责任,还负有社会责任、对于革命和组织的责任。冰之不理解这些,只对秋白充满怨恨:剑虹的肺病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,丧事未毕你却跑掉了。她没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给他写信,忿忿地想: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从此割断!她怀着悲痛,乘船去往北京。

以后,秋白借来北京开会之机曾找过冰之,他想同她谈剑虹,谈对于剑虹的思念、愧疚与忏悔。思想深刻情感丰富的秋白有满肚子话要倾诉,而冰之是最合适的对象,她不仅仅是一个“他的天真的、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”,而且是他与剑虹全部爱情过程的唯一见证人。但是阴差阳错,秋白来时她不在,她去回访他又不在,云白却高兴地拿出一张杨之华的照片给她看,冰之自然无法接受,因为剑虹去世还不到半年。那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慕尔鸣路结婚,此后冰之与他就基本断了个人的交往。

其实秋白和剑虹并非那么美满和谐。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演,谈到《韦护》的创作时说,主人公的原型“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”,他说,“那女人十分的爱他。他写诗,特意写得那样缠绵”,然而“他心中充满了矛盾,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。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,回家时,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、言论,知道一点,注意一点,但她对此毫无兴趣”。这应该是瞿、王裂隙的根由,这时丁玲就比较理解秋白了。

后来瞿秋白给她写过十来封信,全都工整地写在五色布纹纸上,信中总要提到剑虹,说对不起她。丁玲在她的忆文中称之为“谜似的一束信”,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谢澹如家里,后来遗失了,对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。她说秋白在信中把她“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,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”,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贯穿秋白一生的革命与文学、革命与爱情、革命与个人兴趣的矛盾,表现出他思想与性格的两重性,这大概就是她当时“一直不理解,或者是似懂非懂”的地方。后来她在延安读到《多余的话》,一下子就“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”,“那些语言,那种心情,我是多么地熟悉啊!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。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…………”

第3页 :也频就义

 也频就义

1930年12月中旬,武汉大学放了寒假,沈从文回到上海看望九妹沈岳萌,那年9月他通过陈西滢的关系,去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。过了元旦,他去看望也频和丁玲,家里多了小孩子就显得热闹,但是话题转到各自的生活现状和未来的打算,便话不投机,这一年间他们变化都很大,愈行愈远,已经是两个不同圈子的人了。小孩子要吃奶粉,要请奶妈,从文感觉到他们日子的窘困,看到也频还穿着短衣在外边跑,就把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他穿。他比他们过得好些。

1931年1月17日,也频一早就出去了,说是下午要去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,但是直到天黑也没回来。丁玲焦急起来,“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。房子里的电灯亮了,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。我的神经紧张极了,…………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,在马路上狂奔”。她想到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,就跑去敲他家的门,但是没有人来开门。她站在马路上大声喊,但是房里听不见,灯也熄灭了。夜深了,丁玲“疯了似地又跑了起来,跑回了万宜坊。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,孩子乖乖地睡着,他什么也不知道啊”!冯乃超后来回忆说:“我那时住在一家煤炭店的三楼,因为天气冷,门窗关得很严,她在楼下叫门叫了许久,也许是不能大声叫吧,我竟没有听见。第二天清晨,丁玲又来找我,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个事件。”

1月18日是星期天。丁玲等不到天大亮又去找冯乃超。乃超带她去找冯雪峰,雪峰说:恐怕出问题了,柔石被捕了。丁玲脚步沉重地回到家里。沈从文带来一张便条,用铅笔写在一张黄色粗纸上,那是也频的字迹。消息证实了,他被捕了。他被捕的东方旅社地处公共租界,如果引渡给国民党当局,就会更加麻烦。下午,闻讯赶来的李达、王会悟夫妇把丁玲母子接到家里。李达已于1923年脱离**,在上海法政学院做教授,但仍然同情**的主张,并尽可能地帮助一些**党员。

1月19日上午,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。柔石的好友王育和在1962年5月写的《柔石烈士被捕、营救及牺牲经过》中说:“上午开庭,我自己因请假手续来不及做,就请林淡秋去旁听。中午他回来说,这件案子案情重大,同案被捕的有二十多人,胡也频、冯铿也在内,别的多不认识,对这案子关怀的人极少,旁听的人没几个,也都与此案无关,出庭的律师只张横海一人。开庭时,法官宣读了被告姓名和罪状后,龙华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就提出强迫要求,把全部案犯引渡到龙华去。当时张横海依法提出抗议,凡在租界内发生案件应由地方法院审讯处理,不得任意引渡。但孤掌难鸣,法官亦难主持公道,在警备司令的*威之下,接受了无理的要求,被告23人在高喊反对无理引渡的口号中,一个个被迫送上囚车,开往龙华**中去。”龙华**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,关押要犯的地方,有刑场。

1月17、18号两天,国民党到处抓人,胡适20日日记:“星期六与星期日两日,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**住所几处,拿了廿七人,昨日开讯,只有两女子保释了,余廿五人引渡,其中有人认为是文学家胡也频。”

一连几天上海雨雪霏霏,丁玲“因产后缺乏调理,身体很坏,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,这里找人,那里找人,脚上长了冻疮”。但她“觉得人在跑着,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”,她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,说人已转到公安局,她又去找公安局律师,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,而“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,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,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,不是重犯不是这样的”。

沈从文也很着急,找了徐志摩、胡适,又专程去南京找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,但他们都表示案情严重,无力营救。

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,天很冷,飘着雪花,沈从文陪丁玲去龙华探监,送被子和换洗衣服,但因胡也频属要犯,等了一上午也不让见。丁玲回忆:“我们想了半天,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,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。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,只剩我们两人。看守答应了。一会,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,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。我什么也没有看清,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,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,写收条,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。果然,我看见他了,我大声喊起来:‘频!频!我在这里!’也频掉过头来,他也看见我了,他正要喊时,巡警又把他推走了。”这是丁玲最后一次见到也频。

朋友们都伸出援助的手,郑振铎送来200元,说是预支的稿费,并和陈望道联合署名给邵力子写信,要丁玲去南京找他,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央**会议委员。丁玲说,这200元“后来我没有用稿子偿还,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欠债”。

沈从文陪丁玲去了南京。****里等待见邵力子的人挤满了一屋子,丁玲正焦急,有一个人走过来把她请进里间。邵力子惋惜地说:“这是怎么搞的,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去了!”他立刻给上海市长张群写了一封信,要丁玲即刻回上海交给他。

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左恭也带来消息说,陈立夫表示可以帮忙。沈从文去见了陈立夫,回来告诉丁玲:“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,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,或许可以想想办法。”丁玲说:“这是办不到的,也频决不会同意,他宁肯坐牢,死,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。我也不愿意他这样。”

左恭与曹孟君已经结婚,丁玲住在他们家里,但感觉原本热情的曹孟君变得冷静淡漠了,“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,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,我们就疏远了”。后来她被禁南京时,曹孟君也没有去看过她。

在南京一筹莫展,2月8日早晨,丁玲和沈从文乘火车返抵上海。“我感到事情快明白了,快确定了。既然是坏的,就让我多明白些,少去希望吧。我已经不做再有什么希望的打算。到上海时,天已放晴。看见了李达和王会悟,只惨笑了一下。我又去龙华,龙华不准见。我约了一个送信的看守人,我在小茶棚子里等了一下午,他借故不来见我。我又明白了些。我猜想,也频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”。“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,把我又带了去,看见了一个相片册子,里面有也频,还有柔石。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,没戴眼镜,是被捕后的照相。谁也没说什么,我更明白了,我回家就睡了。这天夜晚12点的时候,沈从文又来了,他告诉我确实消息,是2月7号晚上牺牲的,就在龙华。我说:‘嗯!你回去休息吧。我想睡了。’”

两天后,龙华**那个看守送来也频一封信,还支支吾吾说也频解到南京去了,前两次送信他都要了5元钱,这次没有要。这是也频2月7日写的最后一封信,开头写着“年轻的妈妈”,末尾署名“年轻的爸爸”,还说估计可能要坐两三年牢。他被捕后用了个假名字叫蒋伯铭。

柔石好友王育和的文章说:“***因被捕中间有各界重要分子,于是‘中央要人’频多向他说情保释。他老羞成怒,手谕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着令全部案犯立即活埋。…………2月7日夜半,用机枪扫射,集体枪杀于龙华司令部内之荒地上,尸体就地掩埋,不留痕迹。据司令部附近居民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,临刑时,他们从监门口起高呼着‘***万岁’口号,声震四邻,直至枪声止而喊声才息。”

3月21日,丁玲由沈从文陪同,把祖林送回湖南老家。路上走了10天,月底抵常德。丁玲不敢对母亲讲明实情,谎称也频要去苏联,自己一人无法带孩子,将只有四个月大的祖林交母亲抚养。她担心自己感情失控走漏实情,在老家只住了三天,就匆匆辞别。过武昌时,丁玲还随沈从文拜访了陈西滢、凌叔华夫妇。在丁玲最困难时,沈从文挺身而出,全力相助,豪侠仗义,患难中见真情。

第4页 :“我是被恋爱苦着”

“我是被恋爱苦着”

自打接办《北斗》起,丁玲与雪峰的联系多了起来,因为“这一时期我是属冯雪峰领导的。《北斗》的编辑方针,也是他跟我谈的”。冯雪峰于1931年2月调任左联党团书记,1932年2月调任中宣部文委书记。

丁玲与雪峰的恋爱,是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,也是没有结果的一次。此前她与也频,还没有尝到恋爱的滋味就直接步入同居,“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,我没有不安过,我没有幻想过,我没有苦痛过”。此后她与冯达,主要是过日子的伴侣,谈不上多少感**彩。再后来与陈明恋爱时,她已经历过了大风大浪,理智得多,沉稳得多,显出一种成熟者的恋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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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从1931年7月开始,丁玲与雪峰之间开始有一些通信。丁玲写给雪峰的信,除了作于1931年8月和1932年1月、已经公开发表的《不算情书》,上海鲁迅纪念馆还存有另外几封。这些信与《不算情书》等书信、文稿一起,都是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,冯雪峰、楼适夷转移到进步人士谢澹如家中保存下来的。全国解放后,谢澹如曾经将丁玲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、《梦珂》等三篇文稿和胡也频的一些文稿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,而“胡也频、丁玲的照片10余帧及丁玲致冯雪峰信6封”,则是1962年谢澹如病逝后,其夫人钱云锦于1963年捐献的。谢澹如深知它们的珍贵,又涉及个人情感隐私,想有机会直接交给书信的收寄人,他早在1923年就积极参加湖畔诗社活动,深得雪峰信任。谢澹如之子谢庆中曾经撰文说,谢澹如为了保存这些文物想了许多办法,甚至缝在岳母的寿衣中。2007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“纤笔一支谁与似——丁玲生平与创作展”,玻璃柜中展出了数封丁玲致雪峰书信原件,专家学者们连连惊叹:“太珍贵了!”

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几封信,其中有3封基本完整,1封是半篇残信,写在半张纸上,这4封均有抬头,用钢笔自右至左竖行书写,用的是同一种印有分行线的书写纸,正反两面书写。这些信是丁玲与雪峰炽烈恋爱的记录。

丁玲最初的心理很矛盾,欲言还休,她在一篇涂抹凌乱、没有抬头的信纸上先是写下“我不愿意欺骗我自己,我要对自己公开的说一句话。我是被恋爱苦着”,然后又把这一句重重划掉。这大概只是她的自我倾诉。

正式的通信大约始于1931年晚春,两人之间有了一条交流渠道,丁玲立刻感觉“四周都充满着生气,充满着光明”,“我想我不会再掉在无谓的烦恼里了”。她不愿按雪峰的意见,将他的名字写作“××”,她一定“要写上这个在我心里叫唤惯了的名字,这个存在在我的心里是三年多了的可亲的名字”。

在以后的信里,丁玲的情感越来越炽烈,语言越来越大胆。雪峰则理智、矜持得多,家庭的责任、左联领导者的身份都约束着这个***员,他不喜欢她尽说些“糊涂话”,丁玲把“那些糊涂话的信就只好写了又扯,扯了还要骂自己”,但是“在心上却实在不能将那些话死去,还是要想雪峰”。她不能不倾诉,又不敢尽情倾诉,小心节制着,担心“有一点使雪峰觉得说过了分”。但是她更希望“假如雪峰能稍稍诚实点,能喜欢我点,我是只有更感到这生的意义的。雪峰,想到你那样子,有时真有点恨起你来”。她为她和雪峰未能走得更近些深深惋惜,甚至“有点悲哀”:“我总是这末觉得,我们两人都有点虚伪,我们都骗了自己,尤其是你,假如我们不是这末为一种并不必要的理性拘束了自己,我们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形,我们可以更了解许多。…………我实在曾经骗过自己,骗过自己可怕的感情,我勉强把自己骗过来了,或是我不承认这结果在我是合算。想起来真有点悲哀,恐怕我们永远就这末在一种可笑的情感之中,随着时间拖下去,拖到更难于接近的地位上了。”造成这样的结果,“雪峰,我想是该你负一大部分责任的”。

丁玲对雪峰除了情爱,还有深深的崇敬,因为敬佩而爱得更深,她对雪峰的话始终有服膺之心。雪峰是最早对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提出批评的人,他认为《莎菲》太消沉了,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,更不愿意丁玲沉落在那种情绪里,他希望丁玲能描写革命,投身斗争。丁玲在给雪峰的信中说,“冰之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,冰之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”,“雪峰说过假使冰之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,那雪峰就不会爱冰之。正为了这句话,使冰之怕,怕失去这可贵的爱,冰之装也要装成一个有希望的人”。由于雪峰时常“严厉的鼓舞”,责备“近来的懒惰”,丁玲便会因为“起来得太迟,一个好的上午让它空过了”而感到“心里最难过”,决心“下午我一定要开始写文章了”。雪峰是抽打懈怠的鞭子,是丁玲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。所以有人认为,胡也频之死对于丁玲确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,但加速丁玲转变而左倾的却是雪峰,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大。

工作的热情,特别是在雪峰领导下工作,让丁玲从丧夫别子的愁苦中走了出来。她振作自己,按着雪峰期望的样子去生活,除了编辑《北斗》,她还努力创作,那是她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。

1931年7月,她开始写《某夜》,小说记叙了一个“忠实而又努力”的“热情的诗人”,在寒冷的冬夜与二十几个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的场面,显然那是胡也频。但是小说没有完成,“后来因为别的事便又搁下了”,直到第二年6月才把它续完。这“别的事”不仅指《北斗》,还因为她先要写完《田家冲》,这是从湖南一回到上海就动笔的,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青年在农村发动革命的故事,是在家乡得来的素材,母亲有好几个学生都参加了革命,并在马日事变之后遭到**,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丁玲。在1931年4月那篇自序性的《从夜晚到天亮》中,丁玲写到,“稿纸铺在桌子上,还只写了12页,才写到天真的、农家女幺妹和那三小姐坐在土屋前讲过去童年时候的事。她于是继续写下去,写大哥这时在不远的地方修田坎…………”这稿纸上写着的就是《田家冲》,写地主的女儿三小姐从城里来到乡下,住在农家女幺妹家里,悄悄开会发动农民斗争的故事。从情节看,那时《田家冲》已经写好了三分之一。

丁玲把两篇小说交叉着同时写,《从夜晚到天亮》5月发表于《微音》月刊,《田家冲》刊载在《小说月报》7月号,有人批评它“有罗曼蒂克的感觉”,丁玲承认《田家冲》确有失败之处,但“这材料确是真的”,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女性革命者。

紧接着就是《水》。

丁玲自出道以来,一直写城市写知识分子,突然间写了一群农民、一场农村大水灾,尽管在《水》之前有《田家冲》作为城乡转换的铺垫,但是无论场面、气魄、反映生活的广阔与力度,《田家冲》远不能与《水》相比。这是丁玲革命意识增强和创作上再次努力突破自己的实践,她后来说:“我一定要超过自己的题材的范围,《水》是个突破。《水》以前是《田家冲》。写了《田家冲》不够,还要写《水》。这两篇小说是在胡也频等牺牲以后,自己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,要写革命者,要写工农。”

丁玲说:“我写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还比较顺手,但写到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,就比较抽象,只能是自己想象的东西了。”她写《水》,与童年的经历有关,常德地处沅江下游,“每到春夏,就要涨水。一涨水,常德县城就像一个饭碗放在水中,城外一片汪洋,有时都和城墙一样高了,城内街巷都要用舟船往来。老百姓倾家荡产,灾黎遍地,乞丐成群,瘟疫疾病,接踵而来。因此,我对水灾后的惨象,从小印象很深。”

《水》大受好评。茅盾在1933年丁玲遭绑架后写的《女作家丁玲》中说:“《水》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现才能的更进一步的开展。这是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的水灾作为背景的。遭了水灾的农民群众是故事中的主人公。…………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。不论在丁玲个人,或文坛全体,这都表示了过去的‘革命与恋爱’的公式已经被清算!”

关于《水》的第一篇评论出自雪峰之手。《水》在1931年9、10、11月的《北斗》上连载,1932年1月的《北斗》就出现了署名“何丹仁”的《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——评丁玲的〈水〉》。雪峰首先肯定了小说的成功:第一,“作者取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时的题材”,“快捷的”取用了“像水灾这样动人的,时事的,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”。第二,“在现在的分析上,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”。第三,“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,在《水》里面,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,而是一大群的大众,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,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。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,固定的,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,发展的”。

雪峰进一步分析了丁玲的写作道路,说从《梦珂》到《田家冲》,“明显地反映着作者自己的觉悟,悲哀,努力,新生”,“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,就是,从离社会,向‘向社会’,从个人主义的虚无,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”。但是这还不够,“《田家冲》至多不能比蒋光慈的作品更高明”,“在《田家冲》和《水》之间,是一段宝贵斗争过程,是一段明明在社会的斗争和文艺理论上的斗争的激烈尖锐之下,在自己的对于革命的更深一层的理解之下,作者真正严厉的实行着自己清算的过程。那结果是使她在《水》里面能够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及其出路”。

雪峰认为:“像这次这样巨大的水灾的题材,作者只造成了近于‘速写’的二三万字的短篇,是分明没有完成这题材所给予的任务的。实际上,《水》是应该续写下去的。”他没有给予《水》过高的评价,一再强调这“只能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”,这样说才“更妥当”。后来他在1947年编选《丁玲文集》写的《后记》里又说,《水》“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,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”。评论丁玲的作品,他始终很严厉,但丁玲一直认为,雪峰的评论是最好的评论。

丁玲自己也讲过,《水》是仓促之作:“直到《北斗》第一期要出版,才在一个晚上赶忙写了《水》的第一段。后来的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赶起,这篇《水》的完结,可说是一个潦草的完结。原来预备写8万字的,后来因为看《北斗》稿子太忙,构思的时间没有,又觉得《北斗》上发表太长不适宜,就匆促把它完结了。几次想改作,或另加一篇,都为时间所限,没有达到这个心愿。”

由于雪峰的鼓励,丁玲并没有止于《水》,她又产生了一个“宏愿”,以上海民众抗日救国斗争为题材,计划写一部10余万字的长篇。丁玲多次参加过抗日**集会,对于民众的强烈情绪有深切感受,和《水》相比,这是一个更熟悉的素材。但或许是愿望太为宏大,时间又过于窘迫,所以只写了两万多字的《多事之秋》,便放手了。从在《北斗》上发表的这两万多字看,并没有超过《水》。

1983年12月19日,骆宾基来看丁玲。他正在写一篇长文章,回忆1939年初,他受人之托去义乌县神坛村给冯雪峰送一套刚出版的《鲁迅全集》,雪峰留他住了三天,长谈了三个夜晚,让他终生难忘。他已经写出《初访神坛(第一夜)》,在《新文学史料》刊出后反响甚好,三联书店打算出书。但继续往下写时遇到困难,骆宾基希望能从丁玲那里得到一点提示和帮助。

骆宾基告诉丁玲:雪峰第二夜还谈到了你。丁玲很有兴趣地问:雪峰怎么讲到我?骆宾基说,雪峰讲到你的时候,讲到了《水》,他很欣赏《水》,还讲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,他见了你,有一个感想:完了,什么都完了,名誉呀,地位呀,都完了。我心里想,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?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,那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,一见钟情的样子。

丁玲大笑道: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,没有表现过。在形式上,心理上,事实上,我和冯雪峰两个人有一种感情,而这种感情是我和胡也频没有的。

第5页 :被捕

被捕

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,丁玲和她的新伴侣冯达出于安全考虑,搬离了善钟路沈起予家,东住几天西住几天,1933年春天搬入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一幢红砖洋房,住顶层四楼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子,做饭在楼道里,厕所每层公用。左联没有固定办公地点,开会接头都是在某人家里或某个临时地点,丁玲是左联党团书记,她家里就是一处党的秘密联络点,因为地处公共租界,比较安全。冯达在**江苏省委《真话报》工作。

1933年5月14日,丁玲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。据她在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回忆录《魍魉世界——南京囚居回忆》中所述,被捕经过大体如下:

5月13日晚上,冯达9点多才回到家。他去看两个《真话报》通讯员,在窗下喊了两声无人回答,却看见屋子里灯光摇晃,并有杂乱的脚步声,冯达急忙转身离开,回到家用钥匙开门时,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。他告诉丁玲,他们的住所可能被特务盯上了。

5月14日,丁玲要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议,冯达还要去看那两个通讯员。早晨两人离家时约定,中午12点之前一定回家,到时如一人未回,另一人要立即离开。丁玲特意绕道去告诉左联党团成员穆木天、彭慧夫妇,并说如果下午自己不来,就可能出了问题。

丁玲11点半回到家,未见冯达,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,《真话报》总编辑潘梓年来找冯达,他听丁玲说了情况,并不以为然,反倒拿起桌子上的《社会新闻》看了起来。潘梓年是一年前丁玲入党仪式的主持人,丁玲看到他沉着从容的样子,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。突然,楼梯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,门砰地被推开,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马绍武等三人闯入屋内。他们被捕了。

1984年6月24日,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沈醉给丁玲写信称:“您抗战前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,住在法租界,我便是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,我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、跟踪您的情况。不过后来您被逮捕,是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,迟一点我就要动手了。”

丁玲确是被中统逮捕的,但沈醉信中有几个疑点:丁玲住在公共租界,而非法租界;军统成立于1938年,丁玲被捕时尚属军统前身国民党复兴社;沈醉1933年只有19岁,参加复兴社只有一年,恐尚难担负“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”重任。

按丁玲的说法,特务们并非为捕她而来,甚至不认识她。《魍魉世界》记述当时情景说,先是马绍武等三个特务破门而入,三四分钟后又进来两个人,其中一个是叛徒胡雷,“他一进门,看见是我,很诧异,跟着对我笑笑,点了一下头。我心里明白‘坏了’!”马绍武见状把胡雷拖到门外谈了一会,“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”,丁玲明白:“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。”又过了五六分钟,进来三个人,其中一人是冯达。“这时,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,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。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…………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,带出了门”,推上一辆汽车开走了。“街上没有几个人,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”,所以没有引起外界注意。

租界的治安自成系统,不经过租界巡捕房,国民党不得随意在租界捕人。马绍武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个意外情况,让抓捕之事一下子闹大了。丁玲与潘梓年被绑架不久,**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来到丁玲寓所,走到三层与四层楼梯拐弯处,突然发现上下都有特务,进退不得,在搏斗中破窗跳楼,跌落在楼房后面小巷里。特务见死了人,立即惊慌跑走了。次日报纸报道了昆山路上的一具莫名男尸,这样,丁玲居住的小洋楼一下引起租界巡捕的注意,而丁玲失踪的消息也迅速披露于报端。

应修人因何而来?丁玲1983年5月16日与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谈话时说,应修人是“到我家来开会。当时这是很不策略的,在组织上我们是不同的系统,不应当直接在我家开会”。潘梓年大概也是来开会的,他们同属**江苏省委。

5月17日,上海《大美晚报》登载消息《丁玲女士失踪》,这是媒体首次报道。《大美晚报》是美国报业公司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,消息来源于租界。接着上海、天津、北平一些报刊相继报道,此事成为社会热点。经过追踪探寻,事件经过渐趋明晰。5月23日,“上海文化界始知丁潘二人实被便衣暗探用汽车绑到南市,生死未卜”。同一天,蔡元培、杨杏佛、胡愈之等38人联名,向南京****行政院长、司法部长发出营救丁、潘的电报,呼吁“尚恳揆法衡情,量予释放,或移交法院,从宽处理”。

6月10日,文化界成立丁潘营救会,并发表《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》称:“迄今丁玲何在,尚在秘密之中。”6月19日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《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》称:“现在丁玲,或许已被埋葬在国民党刽子手们经营的秘密墓地中。”

鲁迅一直在密切关注,6月28日写了《悼丁君》,8月1日致科学新闻社信中说:“至于丁玲,毫无消息,据我看来,是已经被害的了…………”9月21日又致信曹聚仁,将《悼丁君》抄给他,刊载于9月30日出版的《涛声》:“如磐夜气压重楼,翦柳春风导九秋。瑶瑟凝尘清怨绝,可怜无女耀高丘。”

鲁迅并建议良友公司尽快出版丁玲的《母亲》,“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,大事宣传,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”。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辑赵家璧即刻行动,作为丛书第七种,6月27日出版,28日“在北四川路门市部先发售作者签名本100册。这天上午9时铁门一拉开,读者果然蜂拥而入,签名本一抢而光,其余的也售出很多”。后来鲁迅又查到丁玲母亲地址,告诉赵家璧说版税按此地址邮寄,“但又闻她的周围,穷本家甚多,款项一到,顷刻即被分尽,所以最好是先寄100来元,待回信到后,再行续寄为妥也”。

在此期间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**宋庆龄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援救,巴比塞、瓦扬·古久里、罗曼·罗兰等国际友人也发起强大的抗议和声援,丁玲失踪一事越闹越大,对国民党当局形成巨大压力。

上海警方对于丁玲遭绑架一事始终缄默其口,上海市长吴铁城在6月1日答复胡适的电文中称:“报载丁玲女士被捕,并无其事…………”后来,“屠坤范女律师及吴凯声律师曾往上海市公安局查询,公安局中承认曾捕潘梓年,但否认亦捕丁玲,而对于潘之被捕地点则拒绝答复”。经过一再追问,警方把潘梓年被捕地点说成是“闸北舢板厂”。官方警方害怕租界的洋人,“在公共租界捕人必经过手续”,否则“恐引起外人纠纷”。

被捕次日,丁玲与冯达被秘密解往南京。先在“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”住了一天,然后换到一个稍差些的旅馆,这是“狭长的一条院子”,有两三排平房,只有丁玲、冯达和三个看守。6月,又将他们移送到一个姓王的特务家中,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,有很多房子。10月又押去莫干山,年底又回到南京,住特务曹功锦家。这样搬来搬去,有点东躲西藏的样子,国民党中统机关极力要隐瞒封锁抓捕丁玲的事实。

在陪都饭店(或新都大旅社)关押期间,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(即后来的中统)的人出场了,来的是个小角色“王科长”。接着出场的是叛徒、原**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,他曾经是冯达的上级。他对丁玲说了三点:“第一,你是***员,…………第二,你不要幻想宋庆龄、蔡元培能救你。…………第三,胡也频被捕是***内有人告密。”他连着来了两天,劝降,但毫无效果。丁玲要么不理他,要么嘲笑他。

5月末的一天,丁玲隔着窗户看见,一个人“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”,这个人叫韦丛芜,是鲁迅好友韦素园的弟弟,比丁玲小一岁,1925年曾到北京大学旁听,结识鲁迅并建立密切关系。那时丁玲也在北京。后来韦丛芜与韦素园、台静农、李霁野、曹靖华在北京共同创办了文学团体“未名社”。

丁玲认识他,但不太熟,知道他属于鲁迅“语丝”一派,“以为有了一点希望。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,请他转去。我先问他能不能办到,如能,就贴一块手绢在玻璃窗上。这信是冯达上厕所时,路过他的房门口扔进去的。当晚我果然看见他们贴在窗户上的一块小手绢,真高兴极了”。

韦丛芜为何也能住进这个神秘的旅社?1933年他离开任教的天津女师学院,回到家乡安徽霍邱县搞农村合作化试验,为求得国民党高官支持,来南京找陈果夫、陈立夫。陈立夫曾经担任党务调查科主任,是徐恩曾的前任,所以韦丛芜便住进了这家旅社。

过了两天,5月31日晚上,韦丛芜趁丁玲到院子里透气时告诉她,蔡元培不在南京。

全国解放后,韦丛芜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英文编辑,1951年12月3日给丁玲写信,忆及此事说:

昨晚上同小潘(应人)见面,廿年后的第一次见面,谈起约在廿年前我们在南京陪都饭店见面的事情,他说你在延安同他也曾谈到过。我在上海翻译协会内也常和同人们谈起这件事。你给我的那张纸上所写的信是多么美丽而又不胜哀愤啊!我藏在大衣内口袋里,足足有七年,以后四边磨破,变成四块了。

你托我的事情是要把你被捕的消息报告给蔡孑民先生,这,我当时在草坪上这一头(你同另一位同志在那一头)向我后来的老婆(天津女师学院学生)大声说,“报上已登出蔡先生他们营救丁玲”,就是说给你们听的,难道你没有听见么?我是说出叫你放心的。那天的事情真是突然!我万没有料到,在报纸上刚看见的被捕失踪的老友丁玲,竟出现在我的身边,那位同志扔给我一个纸团,真把我嚇了一跳。第二天我在写给夏丏尊先生的信中提到在南京偶尔看见了你。事实上,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被捕而且被带到南京去了。…………

昨晚同小潘谈了三个钟头的过去历史,非常痛快,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,我们也可以谈谈。

韦丛芜所说“报上已登出蔡先生他们营救丁玲”,是指5月23日蔡元培等38人联名向南京****发出营救丁、潘的电报。信中说到的潘应人,1908年生,潘漠华的弟弟,上海左翼文学青年,原名潘恺霖,因仰慕同敌人搏斗牺牲的应修人,改名潘应人。

丁玲没有给韦丛芜回信,她不愿意同不明底细的人、给国民党干过事的人谈论那件让她在延安审干中吃过苦头的往事。韦丛芜未见回信,又听小潘说丁玲对他有误会,便于1952年5月1日再次写信解释说:

我对你只抱歉我没有力量帮你忙,你也只托我把你被捕消息告知蔡孑民先生,我当时在草坪上已经侧面转告(在草坪另一头)你,蔡先生已经知道,并已经在营救了。你写的那一小块纸,抒情的成分多,与**毫无关系,那是不必让任何人看的东西。我保存了七年,(我可以凭着一切发誓,)最后我经商由重庆到上海时才留交给重庆家人辗转遗失了。

丁玲仍然没有回信,但是韦丛芜的两封信她却一直保存着,那里边有一些涉及她的历史的重要资料。

6月末,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出现了。他跟丁玲讲了一些实情:“你也明白,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,我们只是想去破坏***的机关,偶然碰着你的。只是,既然来了,却很难放。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,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,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,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‘治外法权’。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,只得咬定不承认。”他还说:“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,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。”并表示:“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,他愿意送你6万元钱,供你出国。”

徐恩曾讲了大实话,又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,他对丁玲说:你又不是***员,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,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,你对我们毫无用处。丁玲很奇怪,叛徒汪盛荻已经告发了她是***员,为什么徐恩曾还这么说?她细细琢磨终于明白,他是不想把事情做绝,让双方都有回旋余地。

1984年6月24日沈醉致丁玲信中,对她被捕后未遭杀害也做过解释,说当年反动派“对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随便杀害,是有八个字的原则,即怕‘社会舆论、国际影响’”。丁玲去世后,陈明为了编校《魍魉世界》,曾在1986年10月11日偕王增如探访沈醉。他住在全国政协宿舍一个普通的单元楼房,黑红的脸膛,花白的头发,虽然年过古稀但身体很好,只是茶色眼镜片后,一只受伤的眼睛转动不大灵活。谈到国民党特务抓捕丁玲一事,沈醉说:“丁玲同志未被杀害,绝不是因为她自首、叛变。她如果自首叛变,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。她没被处死,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,她的影响很大,还有蔡元培、宋庆龄、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,还有外国人的声援,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了,不好收拾。”

第6页 :“悲剧中的人物”冯达

“悲剧中的人物”冯达

在丁玲一生中,冯达是个重要人物、敏感人物,也是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人物。几乎所有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文件中,冯达都被说成“叛徒”,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里对他的定性是“叛变”。

把冯达搞清楚,才能真正把丁玲的南京历史问题搞清楚。

冯达是丁玲的第二个丈夫,是蒋祖慧的父亲,比丁玲小4岁。他与丁玲同居,大约始于1931年11月。丁玲在《魍魉世界》中写道:“这年11月,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。沈起予住三楼,我们住二楼。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,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,每月给她廿元饭钱,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。”

冯达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(简称“社联”)的盟员,既非左翼作家,也不是棱角鲜明的斗士,性格才华皆平平,与丁玲差距较大,所以他与丁玲的结合,或者说丁玲选择和接纳冯达,让人感觉有些意外。

这是一种特殊心境下的选择。冯达是在丁玲“寂寞孤凄的时候”,静静地“走进了”她的生活。

当时,丁玲对雪峰爱得死去活来,但雪峰一直理智地克制自己,两人的关系不会有结果,所以丁玲说“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”,她“需要一个爱人,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,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”,在这种境况下,冯达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、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1983年12月19日丁玲告诉骆宾基:我同冯达好,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,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,不能和很多人来往,坐在那里写文章,很苦,就给我出主意,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,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,但是如果有一个人,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,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,也很好。冯达是他带到我这里来的,后来在上海,在四川,他们两个人还有来往。冯达一直很尊敬雪峰,“一·二八”的时候,雪峰住在北四川路,那里打仗,他要搬到城里来,搬到租界上来,又要租房子,经济上一直困难,所以把老婆送回去了,他一个人生活,有些寂寞,经常来我们家里,有时也约了到外头去喝咖啡。

楼适夷说:冯达“原来是上海豫园(那时称为城隍庙)一家照相馆的伙计。我认识那家照相馆老板,好像姓陆,只是招牌已记不起来了。史沫特莱是新闻记者,经常上那里去冲洗照片,认识了冯达,见他英语说得很好,外貌也老成,颇加信任,与老板商量,调他作了自己工作上急需的翻译人员。冯在史沫特莱手下工作,思想受了影响,也有进步的表现”。

1932年,楼适夷主编《大陆新闻》,冯达在《真话报》,两报同属**江苏省委,楼适夷的介绍应该是可信的。

丁玲第一次接受史沫特莱采访,在1931年5月,那时冯达已经为史沫特莱服务了。史沫特莱曾写道:1931年3月我结束在菲律宾休假回到上海,“我的秘书冯达接我时告诉我,有24名年轻作家、演员、艺术家被捕而且已经被杀害”。史沫特莱:《中国的战歌》,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。胡风记得,1932年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,“见到了只要可能就非来缠住丁玲不可的冯达”。

丁玲在《魍魉世界》中这样描述冯达:“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。他没有热,也没有光,也不能吸引我,但他不吓唬我,不惊动我。他是一个独身汉,没有恋爱过,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。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,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。他已参加了党。他曾有优厚的工资,每月收入100元。后来他把职务辞掉,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,每月拿15元生活费。他天天写一点稿子,也翻译一点稿子,把通讯稿打字、印刷,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。他不爱多说话,也不恭维人。因为从事秘密工作,为了迷惑敌人,他穿戴整齐,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。他没有傲气,也不自卑。他常常来看我,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。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,听到时觉得新鲜。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,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;我也得到一点素材,就写进小说里去。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,他不妨碍我,看见我在写文章,他就走了。我肚子饿了,他买一些菜、面包来,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。慢慢生活下来,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。”

冯达老实本分,做事认真,他没有热也没有光的“平稳的生活态度”,正是丁玲所需要的,冯达是水,能够让躁动燃烧的丁玲沉静下来。事过50年,丁玲在《魍魉世界》里介绍冯达时具体详细,记忆清晰,语气平和。

在丁玲遭绑架一事中,冯达究竟是怎样的角色,这是评价冯达的关键。普遍的说法是,冯达出卖了丁玲。早在1933年6月10日《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》中就称:“有冯达者于5月14日带领多数便衣暗探到丁玲住所…………”他们只注意到冯达是同特务一起进来的,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:冯达故意拖延了时间,以为丁玲已经离家。

5月14日,冯达再次去看两个通讯员时被捕。但他带领特务回家,已是“下午一时许”,时他与丁玲约定的离家时间是12点,“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,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,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,不会出事,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”。冯达进门后看到丁玲和潘梓年,“猛的一惊,然后就低下头,好像不认识我,也不认识潘梓年,他木然地、无神地往床头一坐…………”

所以,冯达并非带着特务来抓丁玲的。

在《魍魉世界》里,丁玲被捕后斥责冯达“是你把我出卖了”,冯达“连声解释”说:是“有人盯梢,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…………”丁玲还说,“我是不原谅他的,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。在我看得见的地方,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,也没有写自首书”,也“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”,“他也许是受了骗,上了当,以为可以混过去,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,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,酿成了大罪”。注意,丁玲认为冯达只是“一时的错误,酿成了大罪”,她真正气愤冯达的,是他1934年4月至11月到国民党机关去做翻译,甘心情愿为国民党做事,她气的是冯达太软弱!

2010年7月2日,笔者去看蒋祖慧,她谈起了她的父亲冯达。

“我第一次知道冯达,是‘文革’中间,**说:蒋祖慧是双料货!指的就是我父亲冯达是叛徒。抗战胜利后在晋察冀时有人跟我提起过,我问妈妈,我爸爸是谁?妈妈说,问这个干什么,他死了!我真正知道他的事情是1975年,我去山西长治看妈妈,她晚上要我和她一起睡,讲给我听的。当时我很困,也没有兴趣听这些,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‘文革’以后,我们团有一个人的父亲在美国,有一次他告诉我,说他父亲认识我父亲。后来通过他父亲,冯达知道了我的地址,我也知道了他的地址,我们就联系上了。冯达的爱人叫郑慧,我称呼她慧姨,他们有两个女儿,学习成绩都非常好,小女儿1978年生病死了,大女儿是医生,在美国开私人诊所,她和她妈妈长期住在美国,冯达因为不习惯美国生活,独自一个人住在台湾。他在一个类似我们社科院那样的研究机构搞研究(按郑慧信中称之为‘国关中心’),主要翻译苏联经济方面的资料,我去参观过,那里的中国杂志报纸特别全。但他不愿涉及中国大陆方面的事情和问题。他写文章用的笔名是‘一心’,有人分析说,‘一’是丁玲‘丁’字的上半部,‘心’是祖慧‘慧’字的下半部。”

冯达的工作单位,郑慧致蒋祖慧信中称之为“国关中心”,其全称为“国际关系研究中心”,据已故**党史专家高华说:“在两蒋时代,‘国关中心’起着‘智库’的作用”,“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”,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,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”,下辖6个研究组,1975年划归**大学,逐渐“转型成为一般的研究和教学单位”。了解了冯达工作单位的这一背景,便可理解他给祖慧信中说的“如果我认为我可以去大陆,我早已到北京和你一家人团叙了”。

冯达有一个邻居每天早晨陪他散步,1990年春季的一天,冯达没有去散步,邻居不放心,到家里一看,他摔倒在地上,赶紧打电话叫来救护车。冯达的颈椎摔坏了,病得很重。郑慧从美国赶回来,冯达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告诉祖慧,希望她能来探望。他们是1988年底取得联系,一年多来他作过种种见面的计划,去东京见,去香港见,都未能实现。

当时去台湾的手续很难办,芭蕾舞团赵汝蘅的爱人廖晖是***侨办主任,他帮了忙,打了招呼,所以祖慧办理手续很顺利。父女终于相见了。祖慧说:“我看到他时,他很激动,但是我好像一下子唤不起那种父女之间的感情。”她在台北住了两个星期,住在医科大学招待所,每天都到病房探望好几次。冯达躺在床上不能动,也不能讲话,只能摆摆手或摇摇手,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他与丁玲的女儿,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了。祖慧拿着《魍魉世界》问:这本书你看过吗?他点点头。又问: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?他点点头。他曾经在给周良沛的信里说过:作者的记忆力很好。

冯达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,1990年8月24日凌晨1时去世。9月16日火化,按照逝者的意愿,骨灰投入大海。

晚年的冯达,性情淡泊,独自住在远离台北市区,一个叫做“花园新城”的小区,两室一厅的房子,有一个很大的阳台。他给祖慧写信说,这是“一个新开的住宅区,十分清静,是读书、散步的好环境”,“我每晚8时上床,每晨4时起床,极少下山”。他“回台五年,未离台北一步,习惯安静,不愿远行”。冯达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,每天读书,做家务,包括洗衣、打扫、买菜、烧饭、洗碗等。“我全靠退休金生活,过一种平淡的日子,我自己自信我是十分清廉而公正无私的人,朋友们对我的尊敬,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难能可贵的一点。我想你一定因为有这样的爸爸而快慰!”“我光明正直,不和人争,我相信在熟识我的人中,不会有人说我不好。”他说他“很少和朋友往来,只有些很熟的邻居”,希望“到死时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,而无需求人照顾”。

冯达从1988年12月2日和祖慧通信起,几乎每封信里都要谈到“冰之”,对于冰之的思念、敬重和愧疚,三种情感交织在一起。他两次以赞赏的口气提到冰之说过的一句话:“谁说顽石不会点头!”这大概是丁玲当年决心冲破魍魉世界的话语,连她自己都忘记了,他却牢记着。他很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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